富二代的接班难题

 

    王大骐和父亲王志纲闹崩了。

    这场“冷战”，始于父子间的谈话。王大骐开了一家公司，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。他搞的这些事情，王志纲听不懂，也不支持。尤其是2016年10月，王大骐在五星级酒店组织了一场名为“啪啪2.0”的社交活动，更是被这个著名的中国商人定性为聚众淫乱，“你可别把公安招来”。

   身处富豪圈子，王大骐接触到很多富豪的家族“战争”，比眼前这场冷战严重得多。从那些富豪的烦恼中，王大骐看到了他们的“死穴”。

  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，来自父亲的批判和质疑是他生活的常态。

   王志纲，“智纲智库”咨询公司创始人，曾在中国社科院和新华社工作。1994年“下海”，为碧桂园、万达等地产公司提供过战略咨询，二十多年间，经其点金的亿万富豪不计其数，有媒体称他为“首富制造者”。他隐身富豪背后，自己也赚得无数桶金。

   “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就是狮子王”，王大骐说，自己和双胞胎弟弟早在儿时，就随其东奔西走做项目。彼时，王志纲的事业正在起步期，每年要“坐150次不同的飞机，睡200张不同的床，吃300顿不同的饭”。企业家们使出浑身解数招待这位能帮他们点石成金的老师，据说王健林最初给他打电话，都要攀老乡的关系。王大骐记得，饭桌上，总是父亲一个人高谈阔论。回到房间，父亲摊开地图，给两个儿子讲大历史观，讲当地的风土人情。

    和很多企业家一样，王志纲选择了让儿子早早就出国读书。出国时，同行的家长都在机场和孩子抱头痛哭，王志纲只说了句，“走吧”，说完扭头就走。拥抱、鼓励或表达爱意，对这个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多年的“50后”来说，像是在示弱，是“危险行为”。

   他和父亲的关系简单而冰冷——后者给他提供足够的钱，因为不缺，王大骐至今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;为数不多的交流，更像是下级对上级汇报工作。

   之后走访“富二代”群体时，王大骐发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。很多“富二代”成长过程中，父亲的角色都是缺失的。

   相较于情感来说，“钱”的交流则顺畅得多。“其实他有时候是等着我对他提要求，要资源，要钱。只要给一个他认为合适的理由，他愿意全身心地为你服务，但是我一般不提”，王大骐觉得，父亲的焦虑也在于此——“我手里一大堆资源、人脉、思维架构，我成就了那么多首富，但就是给不了你，很痛苦”。

    随“痛苦”而来的是对儿子的种种质疑。大学毕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，王大骐在一家杂志社当了三年半记者，父亲认为他影响力有限，“写的都是风花雪月”。之后，他写了一本有关“富二代”的书《财富的孩子》，被父亲批判为“贴大字报”。  

    接班难题

    尽管被当做“废物”，王大骐还是和其他“富二代”一样，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就被赋予了“接班”的使命。第一代企业家终将老去，接班成为了横亘在每个富豪面前的难题。

    胡润研究院2016年2月发布的《2016财富传承密码特别报告》显示，亿万财富家族的总资产达到了65万亿，未来20年内，31.5万亿的财富将被传承。75岁是中国大陆财富创造者平均的财富传承年龄。

   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在2015年发布了另一份报告《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》，其中提到，明确表示愿意接班的二代仅占调查样本的40%，15%的二代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，另有45%的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。

  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全球合伙人韩微文曾指出，中国民营企业的决策通常高度集中，关键职位在当前和未来都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，对继任的安排与规划不足。他开玩笑地说，现在和内地企业老板见面常说两句话——“谁接你的班？”“注意身体健康！”

   无可选择

   “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特别纠结的问题”，陈婷告诉记者。2011年离开财经媒体后，她成立了一个叫“慧谷家族”的财富家族会员组织，又衍生出一个专门针对“富二代”的组织——“传承中国”，致力于“家业长青与社会进步”。

    他们了解到的企业家有几类，一是冯仑、李东升等没有接班人的，李东升的女儿去当公务员了，冯仑的女儿在美国，也不打算回国。他们在传承这件事上很苦恼，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自己活到100岁，一直战斗下去，但这个显然不现实;二是孩子可以接班的，但即便如此，在接班过程中，也必定有一番挣扎和摩擦。比如刘永好的女儿刘畅接班的例子。

   “刘畅是个文艺青年，喜欢文学、艺术，长得漂亮，也很有情怀”，这样的姑娘和做企业这种冷冰冰的事根本联系不到一起。刚回国时，刘畅没打算接班，她尝试自己做过一些很小的生意。直到某次，父亲刘永好的公司遇到了公关危机。这个过程中，刘畅突然发现父亲老了，她意识到接班是一份责任，而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

    2016年，刘畅开始独立承担起新希望董事长的角色，这无疑给她带来更大压力。1月10日，新浪财经等机构主办的“2016十大经济年度人物”现场，刘畅甚至一度落泪。“2016年我们还是的确很辛苦的”，刘畅说，而2017年，压力会更大。

   “独生政策让孩子享有唯一无可选择的继承权，即使不够努力与优秀，但制度让父母别无他选，只好迁就。”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回忆录《野心优雅》中谈道，同样的，子女也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，“独生子女独享了父母的全部，却也因此而失去了许多。”

    相较于西方富豪，中国富豪大多有一个执念：家业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，自己的一切努力，甚至尊严被践踏，都是为了把这个东西交到后代手上。

   “我相信这是很多企业家最后的心结，也几乎是亚洲商人的一个死穴”，王大骐说，他与富二代接触，听到最夸张的例子是，一位老板再娶之后受到儿子的挑战，称父亲必须与这个女人离婚，否则他拒绝接班，最后其父无奈之下付了13亿元离婚费。

    王大骐身边很多朋友，都在施展“拖”字诀，能不接班就不接班，至于拖到什么时候，谁也不知道。

   “做实业的大多很难接班”，王大骐说，上一代企业家，多靠制造业、矿业、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起家，而他们的孩子很多长年在海外上学，接触的是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经济形态。这让二者之间很难衔接。

    此外，很多一代企业家是在法律和商业制度尚不完善的时期，完成原始积累。这一过程中，他们需要面对复杂的政商关系。而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“富二代”，最厌恶的，就是和官员打交道，应酬、敬酒。王大骐说，“实际上，有些一代也不愿意二代接班，不愿意二代像他们一样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”。

    但很多富豪对这一问题普遍难以释怀，王志纲向记者分析道，“对这些老板来说，比挣钱更重要的就是传承了。曾经有老板跟我说，如果能帮忙说服孩子接班，给我下跪都行。”

    当发现西方的家族办公室、职业经理人等经验难以直接复制到中国后，一些富豪选择建立家族信托基金，至少让子女在未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稳定收入，不至于一次性败光。

    这是王大骐极为反感的模式，他曾在自己的书里称其为“坟墓里伸出来的一只手”。说得更直白一些，“我父亲活着的时候，维系我们的纽带就是金钱。等他死了，依旧是金钱。你能承受这样的宿命吗？”

    “我爸爸影响的是一代企业家，我希望可以去影响二代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”，王大骐说。虽然并未接手父亲的公司，但他还是走上父亲走过的那条路。他打算用这种方式，实现与父亲的和解。